配资系统开发战后50年，德国如何从纳粹阴影中重建丨书摘

【编者按】德国人是如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中恢复过来配资系统开发，又如何从大屠杀的耻辱中重新站起来？

与其他探究德国如何应对纳粹历史的学术著作不同，《文明的重建：战后德国五十年》主要聚焦一个迷失方向的民族如何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实际教训，以及他们为创建一个注重人权的新社会所做出的斗争。这种视角富有挑战性地分析了德国人逐步形成的民族与性格特征，为世界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该书导论《文明的断裂》，以飨读者。

纳粹的独裁统治造成了巨大的文明断裂，这给所有战后史的写作都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在滔天罪行发生以后，德国人该如何重返那个1933年之前就已初具规模的公民社会？政治学者彼得·格雷夫·冯·基尔曼斯埃格的见解很独到，他说：“恰恰是这场浩劫让德国人拥有了追求民主的能力。”保守派观察家认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货币改革的实行、《基本法》的颁布、联邦德国的建立，决定性的改变已经发生。相反，自由派知识分子则批评转变的不足，强调必须由社民党和自民党协同推进改革，必须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代际反抗。同样，马克思主义者将联邦德国斥为法西斯统治的延续，尽管它已改头换面；在他们眼中，反法西斯的社会主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才是更好的德国。即便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明显胜出以后，关于德国战后重建的时机、目标与程度，也仍然存在各种争议。

因此，想要防止压迫、战争、种族灭绝的再度发生，个人和集体的学习过程就必须得到历史性的改造。相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勉强推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为严峻的形势似乎让德国人在政治观上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那么，在关于 “德国厄运 ”的社会学习过程中，在面对 “史无前例 ”的 “嫌恶、病态与疯狂 ”时，个人反思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文明的惊人断裂在特定领域（例如对军队的态度、对国家的理解，以及经济的组织方式）里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尽管遭遇巨大阻力，思想改造毕竟还是发生了；但同时，它也提出了更为尖锐的问题：当战胜国怂恿德国人投机取巧、模仿战胜国的修辞与行为方式时，变化是否真是由他们主导的？德国人首先亲历的纳粹主义造成的破坏，连同诸媒体公布的可耻罪行，有没有让种族民族主义彻底失信，进而引发人们对纯净价值观的追求？

在本书中，我将从几个不同层面探讨繁冗的反思过程。这样的反思发生在一个战败的社会中；这个社会摒弃了传统，却又始终把传统当作拯救的依靠。首先，我会重点分析个人如何与自己的过去达成和解。实际上，在战后时期，用人单位的确曾要求应聘者如实告知个人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活动情况。其次是考查团体（如学生社团）与公共机构（如教会）如何解释他们与希特勒体制或近或远的合作关系。最后，我还会研究有关第三帝国灾难的公开辩论，因为这也许最有助于为在国家层面上恢复政治生活创造条件。在所有这些不同领域里，德国人试图同时认识他们与纳粹主义、战败与占领的不同经验，以便为将来制定更好的政治规划。为了让 “冷战”时期的公众相信他们的观念是正确的，德国人曾构建过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一再试图从发生的事情当中吸取经验教训。

为充分展现这一坎坷的学习过程，本书将重点关注德国人如何在现实而非思想层面上对待他们问题重重的历史。尽管许多人继续对自己在独裁统治与战争中的共犯身份闪烁其辞，但重建任务逼着他们从第三帝国和其后的战败经验中得出了实际的结论。左派批评家指责对内心罪恶感的压抑，右派人士则辩称沉默更有疗愈的作用。双方争执不下，但也都未能充分考虑各自立场的实际后果。20世纪50年代早期，曾有人批评过具有复辟性质的 “历史政策”，继而引发人们对逃避责任的行为的关注。但这些批评并未触及制度的重建、社会关系的再肯定，也因此未能排除重蹈纳粹覆辙的可能。目前，大家都在关注一种批判性记忆文化的出现，并准备正视德国人对纳粹大屠杀必须承担的责任。不过，这种关注更强调对受害者的道德敏感，而非政治行为上的实际变化。因此，会更见成效的做法，似乎是去分析那些通常含混不清的努力，例如个人决定、集体讨论、政治决策，以防止不幸再次发生，减轻灾难造成的后果，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

为了探索20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政治文化，我们还可以采用一种问题导向的综合性思路，它会对东西德的发展进行对比。只要两德历史还是分开书写的，那么，战后分裂就会在学术中延续。自从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克勒斯曼呼吁进行系统比较以后，有些学者因为受到激励，也开始在研究当中探索东西德的非对称关系，只不过，他们都还是以分裂的两国作为起点。而我则认为，若要评估整体的转变，还是应该循序渐进，先研究若干核心论题，进而对两德之间明显的差别与部分相似点进行纵向分析和主题分析。如此一来，叙事部分便无须苛求平衡，而可以根据主要学习过程随时变换地点；同时，对反面意见只需做有选择的评论。

以下关于德国重返文明世界的思考主要集中于三个关键时期，一系列重大转变都是在这几个时期中汇聚。创造出转型条件的基本决策都是在战争刚结束以后制定的。战胜国发布的波茨坦计划明确了这项任务的双重目标：一方面，德国人需要为其犯下的“滔天大罪”做出补偿；另一方面，他们也将获得机会，“在民主与和平的基础上为生活的最终重建”做好准备。而要达成这两项目标，首先必须承认战败，并“在德国境内实现全面裁军和去军事化”。第二个条件是彻底解散“纳粹党及其所有附属组织”，废除所有纳粹机构，全面禁止纳粹宣传。第三个条件要求实现经济的非集中化，从而“消除德国再次发动战争的可能”，防止经济权力“过度集中”。综上，我会首先回答一个问题：作为此后重建工作的引线，这场消除纳粹影响的运动究竟取得了多大的成功？

实际上，打造现代公民社会的真正突破，要等到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才发生，也就是在阿登纳主政，社会变得相对稳定的时期之后。虽然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社会条件的结构性转变就已启动，但只有在这十年里，随着变化的加速，历史的积弊才逐一得到清理。这是因为此时推动进程的主体已经变为具有批判能力的德国人自己。而最后，西化的趋势也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这不只是因为领土的西向转移，政治上与西方结盟，也是因为人们受到消费主义与流行文化的影响，甚至连价值观和行为都已经美国化。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适应新的政权，越来越认可它在扩大繁荣、内化自由价值、推行代议制民主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一方面，柏林墙建成以后，东德越来越自我孤立；另一方面，一代人的反抗、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在选举中的胜利、社会价值观方面的其他变化，这些因素合力推动西德社会加速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一章节中，我又提出了我的第二个问题：20世纪60年代究竟是促成了传统道德的消亡，还是给“内部民主化”带来了决定性的进步？

恢复文明常态的最后一步，很多方面来说也是尚未完成的一步，与1989年至1990年的“公民革命”密切相关。这场发生在联邦德国的民权运动十分令人惊讶，它表明公民社会重新崛起。可是，民主觉醒固然能够战胜专制，但两德统一——破产的东德与相对成功的西德——却也导致了内部团结的问题，进而迫使德国人必须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上，一个到如今已缩小很多的民族国家就这样意外地再度崛起了，并且其发展和正在进行中的欧洲一体化完全吻合。于是，这个民族就必须重塑一个新的身份——这又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尝试。在此过程中，人们不免会对昔日的西德甚至衰落的东德有些留恋。与此同时，经济的加速全球化、跨国的移民潮也都对德国造成了压力，要求德国向全世界敞开大门，尽管这是一项全新而又陌生的挑战。在德国内部，面对急剧的变化，少数人感到了威胁，于是像条件反射一样再度开始盲目仇外。在全书的结论部分，我将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柏林共和国”真的已经变成 “正常国家”了吗？又或者，它只是个暂时保持低调且仍然难以预料的欧洲霸权国家？

尽管存在各种不足，德国在20世纪后半叶进行的文明重建工作仍然堪称典范，因为它表明了摆脱道德灾难、实现自我救赎的可能性。一些批评家和观察家，如美国情报官员绍尔·帕多弗和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维克托·克伦佩雷尔，起初都对深层次的转变表示怀疑，因为这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而较为乐观的评论家，如瑞士新闻记者弗里兹·勒内·阿勒曼，则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治文化的复兴大加赞赏，尽管当时这一进程仍未结束。这就给分析带来了两项挑战：一是判定变化与转型的准确范围；二是查明是哪些因素促使了情况的好转。德国人果真已经吸取惨痛的教训，摒弃将自己和邻国引向灾难的消极模式了吗？后来的转变究竟主要是全面战败的产物，还是国际现代化运动的结果，又或者是出于悔悟的自主决定？至于那些残留的问题，尤其是潜藏的排外情绪，则在警告我们，绝不能把战后取得的成就解读为理所当然的成功故事。因为这件事的示范意义，恰恰在于为达到和维持一个宽容的公民社会而进行的戏剧性斗争。